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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下册 第八单元 资料链接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刍议
林木
《谏太宗十思疏》作于贞观十一年正月(此据《贞观政要》卷一，《资治通鉴》作四月)，是魏征的代表作之一。
首先，本文所谏“十思”，其实质归结为一点，就是“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这代表了魏征治国施政的根本主张。唐朝初建，叛乱未已，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百废待举。朝臣们在如何立国施政问题上是有争议的。唐太宗曾回忆道：“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魏征认为，“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德礼诚信，国之大纲”。(见新旧《唐书》本传)“竭诚则吴越为一体”，不然，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魏郑公谏录》卷一“谏讨击冯盎”条载：
太宗曰：“初，岭南诸州咸言冯盎反，人皆劝朕须振兵威。言者既多，不能无惑。唯魏征以为千石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大国之师，岂为蛮夷兴动。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但怀之以德，必不召自来。朕命一介使人，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于十万之师。”
对外偃战、怀柔、靖边，对内轻赋税、减徭役、息兴作、远奸佞、慎刑罚、奖耕织、重教化、任贤能，这些积德义、施仁政的具体内容，都是他鉴于隋炀帝滥用民力、穷兵黩武、大兴土木，荒淫暴虐，冶游无度，以致身死国亡的教训，在谏议疏奏中提出的(详《贞观政要》《魏郑公谏录》及《续录》)。尽管封德彝等一班朝臣反对，他坚持认为只要“积德义”，重教化，“大乱之易治，譬饥人之易食也”。(《新唐书》本传)“帝纳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蛮夷君长袭衣冠，带刀宿卫。东薄海，南逾岭，户阖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于道。帝谓群臣曰：‘此征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见之。’”(《新唐书》本传)事实证明，魏征这套与民生息、无为而治的办法是合乎国情、顺乎民心的。
其次，本文所谏“十思”，是以“居安思危”为纲的。这一思想，也贯穿魏征其他谏疏奏议中：
自古亡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遂能留心政道，常如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魏郑公谏录·对帝王有盛衰》)
祸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新旧《唐书》本传《第三疏》)
由于魏征正确地总结了历朝历代帝王盛衰兴亡的教训，所以他对祸福、安危、吉凶、治乱、存亡的关系有着辩证的认识：既看到两者的矛盾、对立，又看到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怎样转化，“唯人所召”。只要能“思其所以危”，则可转危为安，“思其所以乱”，则可理乱达治；“思其所以亡”，则可以兴亡图存。总而言之要“居安思危”。以此为纲，魏征敷衍出“十思”。其中“见可欲”“将有作”“乐盘游”可以归结为思“戒奢以俭”，“念高危”“惧满盈”“忧懈怠”“虑壅蔽”“惧谗邪”可以归结为思戒骄则正身黜恶、虚心纳谏，“恩所加”“罚所及”可以归结为思戒滥则慎刑赏。他认为君主应该正确地“思”，以总结历史教训；经常地“思”，以警诫自己。至于日常军政事务，只要任能从善，使“智者”“勇者”“仁者”“信者”各尽其才，则人君不必宵衣旰食，劳神苦思，也无须越俎代庖，事必躬亲，就可以垂拱而治了。
再次，本文所谏“十思”，其立论的基础是“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魏征在本文和其他疏议中反复地申述这一点，不仅有着充分的历史根据，而且有着迫切的现实需要。由于唐太宗采纳了魏征一系列发展生产、与民生息的谏议，不仅很快治愈了战争的创伤，而且迅速地繁荣了社会经济。然而，“贵不与骄期而骄自来，富不与奢期而奢自至”(《第三疏》)，功业盖世的唐太宗日渐志得意满、骄奢纵欲起来了。魏征在本文中所谏“十思”都是有的放矢的。例如思戒奢以俭几条是针对太宗求珍觅奇、兴作日盛、畋猎失度而发的。唐太宗酷爱骏马猎鹰，喜欢畋猎，常亲格猛兽以逞勇，魏征有《谏遣使西域市马》《谏亲格猛兽、晨出夜还》两封奏议加以劝阻。对唐太宗封禅、筑飞山宫、行幸洛阳，魏征用隋朝的前车之鉴予以规诫。“十思”中思戒骄则正身黜恶、虚心纳谏几条，是针对唐太宗“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以及勉强纳谏的现象而发的。他曾进谏说：
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原。(《魏郑公谏录》)
还曾指出唐太宗“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以后，见人谏争，悦而从之；四年以来，不悦人谏，虽俛听受，而终有难色”。(同上)
至于唐太宗凭心好恶，滥施刑赏，仅举一例，即可说明：
濮洲刺史庞相寿，贪浊有闻，追还解任，自陈幕府之旧，太宗深矜之，使人谓之曰：“尔是我旧左右，今取他物，只应为贫。赐尔绢百匹，即还向任，更莫作罪过。”公谏曰：“相寿猥滥，远近所知。今以故旧私情，赦其贪浊，更加以厚赏，还令复任。然相寿性识，未知愧耻。幕府左右，其数甚多。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同上)
可见本文“谬赏”“滥刑”云云不为虚发。魏征在贞观十三年写的另一篇代表作《十渐不克终疏》中，运用对比的手法，从十个方面来具体地说明“顷年已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魏征把“居安思危”的“十思”作为疗救“渐不克终”的药石。他曾对唐太宗说：“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贞观政要》卷六)
魏征是封建社会的历史学家，他可以摆出历史上、现实中种种“渐不克终”的现象，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指出“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的根本症结，在于封建统治者剥削、享乐的本质。由于“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是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所以用作“居安思危”必要性的依据，是有力而可信的；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本质就是要剥削享乐，所以他用“十思”作为解决“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这一现象的办法，虽不无进步意义，却毕竟只能奏效于一时。
同样，作为封建社会的历史学家，魏征对帝王与民众关系的总的认识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自古帝王受图定鼎”云云，固然是天命论的观点；"社稷安危，国家理乱，在于一人而已”的论断也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条件下能认识民众力量的强大和重要。隋末农民大起义那种摧枯拉朽的力量和所向披靡的气势，对他和唐太宗来说，都是惊心慑魄而且终生难忘的。“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身毙。”(《贞观政要》卷一)这是唐太宗从中悟出的道理。“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粱，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同上书卷二)这是魏征施仁政的主张。因为他深知“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孔子家语·五仪》)这一道理，所以他在本文和其他奏疏中反复征引，以警诫太宗。
苏洵在《谏论上》中曾说：
吾观昔之臣，言必从，理必济，莫若唐魏郑公。其初实学纵横之说，此所谓得其术者欤？
平心而论，魏征的诤谏之所以能“言必从，理必济”，是与唐太宗的敬贤纳谏、从善如流分不开的。魏征曾劝建成及早除掉李世民，唐太宗能捐弃前嫌，委以重任，信而不疑，是他的英明豁达之处。更难得的是他能引导鼓励臣下直言急谏，正像魏征自己说的：“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取敢，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新旧《唐书》本传)苏洵把魏征谏诤的成功完全归之于得纵横之术，并不公允。但是无可否认，他早年属意的纵横之术在揣度人主心理、讲究谏议方法上对他裨益不小，因而大大提高了他的谏议的被采纳率。
即以本文为例，一开始魏征就抓准了唐太宗害怕亡国、企求长治久安的心理，以水木为喻，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而求长治久安，“犹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接着，抓住了唐太宗的这一心理，摆出“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的现象，提出取守难易的问题。用“竭诚”与“傲物”对比，强调竭诚、行仁政，则“吴越为一体”，难可变易；傲物、振严刑，则“骨肉为行路”，易可变难。再以“载舟覆舟，所宜深慎”作重锤，在安危兴亡问题上对唐太宗鸣警钟。然后，提出“十思”，说明只要做到“十思”，天下可垂拱而治。这当然就投合唐太宗企求运祚绵长的心理，所以他心悦诚服地采纳了这篇谏疏。《贞观政要》记载，见疏后，唐太宗曾手诏答曰：“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
苏洵在《谏论上》中认为：“说(指游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理谕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之谓也。”本文除“激将法”没用之外，其他方法都采用了。“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是正面说理；“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是比喻说理；“竭诚则……傲物则……”，是对比说理；总之都是“理喻之”。“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是“势禁之”。利有大小、远近之分。声色犬马，庸君所好，奸佞以献；长治久安，英主所求，忠贤以谋。本文中，魏征是用唐太宗所求的运祚绵长，循循“利诱之”的。至于“隐讽之”，本文所谏“十思”，都是有的放矢，针对性很强的。其中的隐讽之意，唐太宗是心领神会的，所以在答诏中说：“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西门豹性急，佩韦以自缓；董安于性缓，佩弦以自急)，必望收彼桑榆。”魏征谏疏的割切中肯，可见一斑。史称其直言急谏，据上所析，他的谏诤并非不讲究法术。即以谏疏的章法言，也是十分巧妙的。全文以“思国之安”起，以国可“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作结，以“居安思危”为纲，以“十思”为目，强调善于用“思”，则可以无“思”。就修辞而论，也是富于变化的。比喻、对比的运用自不待言，“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用递进的反问小结上文，跌宕有致。“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用设问开启下文，顿挫有力。“何必劳神苦思……亏无为之大道哉！”以感叹和反问作结，饶有余韵。全文虽多用偶句(这是奏疏的时体)，但气雄势峻，语词割切。
“魏征凡所谏诤，委曲反复，不从不止……”这是权贵们痛恨魏征，向唐太宗进的谗言(见《魏郑公谏录》卷五)，却也歪打正着地说出了魏征的谏诤，除了直言急谏之外，还有“委曲反复，不从不止”的特点。在他的全部奏议谏疏中，“积德义”“行仁政”“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是他不厌其烦申述的；历史的教训，是他反复征引的，确实给人“委曲反复，不从不止”的感受。而他在谏疏中，“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也突出了“委曲反复，不从不止”的特点，《谏太宗十思疏》正体现了这一特点。
(选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