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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下册 第六单元 资料链接
对于《促织》的新思考
方平
马克思这样指出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革命导师的这段话给了我很大启发，引起了我的思考，使我对我国古典文学《促织》有了新的理解。我想在这里就拿它和欧洲文学之间的比较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平行研究”的思考的特征。
《促织》是蒲松龄的最优秀的笔记小说之一，故事一开头，就用三句话点明了悲剧根源：“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接着又用不多几句话把只知逢迎皇上的抚军，和只知向上级献媚的地方官，都点了一下；于是笔头再一转，带出了地方上一户平民人家，令人心酸的悲剧就发生在这个人家。
作者通过小小的蟋蟀，脉络分明地把最高封建统治者——骑在人民头上的层层官员和处在社会底层、身受好几重压迫的老百姓，自上而下地都串联起来了。蟋蟀对于深宫中的万岁爷，只是给他无聊的生活解闷的一种玩意儿，对于封建朝廷的大官小吏，是借机逢迎献媚的一种手段。对于主人公成名这一家，蟋蟀却成了一场从天而降、躲不掉逃不了的灾祸。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广大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有多么残酷，通过小小一头蟋蟀充分揭露出来了。
我们可以注意到，《促织》的艺术表现手法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人与人之间不正常的关系，是主要通过人与物之间不正常的关系表现出来的。
故事情节就从成名搜捕蟋蟀开始。这个可怜的小人物，早出暮归，整天伏在败墙丛草之中，探石发穴，痴了疯了一般，一心只想捉住一只蟋蟀，可以让他把官差应付过去……可是他一次又一次交不了差，一次又一次在县令的大堂上挨无情的板子，被打得“两股间浓血流离”，后来连床都不能下了。
但蟋蟀还是要捉的，官府交下的差使就像蟋蟀的一对巨大的利牙，把他紧紧咬住了，休想挣扎一下。只得求神拜佛，只得拄着拐杖，拖着两条重伤的腿，“于蒿莱中侧听徐行，似寻针芥，而心目耳力俱穷，绝无踪响。”他在漫无目的地大海捞针。这当儿，天下虽大，对这个倒霉蛋，已不存在了，他整个生命的意义都集中在一点上-只跟他原来毫不相干的小东西，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当他终于在草丛中发现一只蟋蟀，屏气敛息地扑过去时，那种惊心动魄的紧张劲儿，就像在进行一场生死搏斗！
天从人愿，这回捉住的果然是一只凶猛善斗的蟋蟀！从此可以不用瑟瑟发抖地向脸色铁青的官老爷苦求哀饶了吧？从此可以不挨无情的毛竹板了吧？从此可以过人的正常生活了吧——至少可以喘几口气了吧？他们举家庆贺！妻子、孩子和他的脸上都浮起了一丝笑意。蟋蟀成了他们家的命根子了。
谁知一转身，天地马上变色，天大的灾祸又降临了！妻子吓得“面色灰死”，孩子吓得放声大哭，逃出门外，跳了井了。夫妇“抢呼欲绝”，“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呀？原来孩子不小心把蟋蟀弄死了。
人原是万物之灵，蟋蟀本是捕捉来给人当小玩意的；现在似乎发生了莫明其妙的变化，倒转过来了人成了一头无可奈何的可怜虫，而蟋蟀倒像在玩弄着人的命运。对于成名这一家，难道情形不正是这样吗？蟋蟀，成了主宰他们一家的生和死、凶和吉、祸和福的凶神恶煞！
于是悲剧来到了它的顶点：人变成了蟋蟀。
可是从故事布局来说，正因为人变蟋蟀，这到了山穷水尽的倒霉人家才得否极泰来，眼前豁然开朗，才得破涕为笑。最后的结局竟像梦一般美好：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成群……
这样，故事的喜剧性转折点，和故事的悲剧性顶点，二者叠合在一起了，前者把后者掩盖起来了。过去我们论述《促织》，着眼于“……相对默然，不复聊赖”那样一幅悲惨的画面，认为此情此景，“对于统治者的控诉达到高潮”，那是不错的，但往往没有注意到高潮后面还有浪尖滔天，把“人变蟋蟀”仅仅看作情节“急转直下”的需要，它的深刻的内涵因此被忽略过去了。要发掘“人变蟋蟀”这一情节的内在的悲剧意义，如果读一读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中篇小说《变形记》，我想是会有帮助的。
《变形记》是卡夫卡的代表作之一，被公认为是当代文学的一块重要的奠基石。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一个贫穷的小职员，他父亲破产失业，全家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他的肩上，为了养家活口，他长年累月到处奔波，给公司做推销员，工作十分辛苦，但是不敢有半句怨言，也不敢对自己的职务有一点玩忽，唯恐老板会随时随地把他当场开除。这个处处忍气吞声、事事委曲求全的小人物，在精神上是十分痛苦的、抑郁的，连他的睡梦都很可怕。《变形记》开头第一句话就说：有一天早晨，他“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已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了，惶惑得不知如何是好。但就在那样的情况下，“它”还是焦急地想着：误了火车的班次啦，这可是严重的失职呀！还在忐忑不安地盘算着：下一班车七点钟开，要搭那一班车，他得发疯一样地赶才行，可是他的样品却还没有包好……还在担心：这回逃不过老板的一顿训斥了。
“它”已经不再是人了，但是人生的苦恼还紧紧地掀住“它”不放，还要“它”把生存线上的挣扎无穷无尽地继续下去。"它"可笑地拼命在床上乱踢着许多双细小的腿非得在七点一刻以前起床不可呀，否则老板要亲自找上门来了。……
“它”发觉自己变了甲虫之后，那一串焦急的心理活动：害怕被开除，唯恐受斥责，等等，正是反映“他”一年到头过的都是那种惴惴不安、灰暗屈辱的日子。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的生活”。《变形记》就是用极度夸张，夸张到了怪诞的艺术手法，揭示人不成其为人、人已堕落为虫子的悲剧。这就是人的“异化”的悲剧啊。《变形记》在它的荒唐的艺术形式底下隐藏着内在的合理因素，使人震惊的艺术效果正是为了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天天都在演出的无声的悲剧——人的“异化”的悲剧。对于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变形记》具有一种特殊深刻的批判力量。
现在回头再来看《促织》就有新的理解了。我国原有“庄周梦蝶”的寓言，有“薛伟化鱼”(《续玄怪录》)的山海经，前者借以比喻摆脱了躯壳束缚的性灵有多么逍遥自在，就像花间的蝴蝶；后者无非借荒唐不经的奇谈，发扬轮回托生的禅理。这里的“人变蟋蟀”，意义可完全不同。它也不同于民间文学中一对殉情的夫妻双双变为比翼鸟——那是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翼鸟象征着封建社会中最可贵、最难得到的爱情。《促织》中的“人变蟋蟀”，只能在20世纪的欧洲现代文学中找到它的同类，那就是《变形记》中的“人变甲虫”。二者遥相呼应，都揭示了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人的“异化”的悲剧。
在中篇小说里，人变成一只大甲虫，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早已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人了；然而也要看到，这里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他有可能不变甲虫而变成一只昆虫；反正不成其为人就是了。在笔记小说中，人变蟋蟀，这里却有严密得多的内在逻辑。假使人可以像善变的孙悟空那样变这变那，那么成名家的孩子就不可能变成别的，变一只蟋蟀该是他最大最高的愿望了。
在笔记中，人和蟋蟀处在极端紧张、极端恶劣的关系中，仿佛是蟋蟀把人折磨得走投无路。是蟋蟀紧紧掐住人的脖子不放，在这一场不对等的较量中，人不仅没有回手之力，连招架之功都没有，只是一次又一次挨打就是了。人和蟋蟀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人“异化”了，蟋蟀也“异化”了。从像虫子一般可怜的人的眼里看去，蟋蟀仿佛具有神的意志和神的巨力，威严极了，可怕极了；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活下去，为了逃避灭亡的命运，只得献出“人”的庄严身份，心甘情愿去做那样一只小小的蟋蟀。从故事所达到的最强烈的艺术效果来说，悲剧顶点还不是人之投井自尽，而应该在于人之自我否定；不仅否定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连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也一起否定了。人变成了蟋蟀。这第二次自我否定比第一次自我否定更可悲哀。这是从人物内心感受的角度揭示了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所受到的心理摧残，达到了什么样可怕的地步。
然而作者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他的出色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已把他的作品带进了“异化”的境界，因此显现在他笔下的只能是一种不充分的“异化”现象。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只痛苦的、愤怒的、带着精神创伤的蟋蟀，而是一只机灵、驯服、善于讨好的蟋蟀；它在皇帝面前“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也许它以为它的任务就是扮演一个大救星的角色吧以为它的出现在这个凄凄切切的故事里，就是为了带来一个圆满的、喜剧性的结局吧。
“人变蟋蟀”是人的“异化”，这一内在的悲剧意义，因此不能够像“人变甲虫”的现代西欧文学作品那样触目惊心地显示在人们面前。
当然，这绝不是说，《变形记》在文学价值上超过了《促织》，或者说，卡夫卡比起我们的蒲松龄来，是更强的一位作家。这里不存在着谁优谁劣的可比性。可比性只存在于：不同的历史阶段给类似的文学主题带来了怎样不同容量的艺术表达方式。
20世纪的西欧已经经历了一场热血沸腾、高喊着“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起十八世纪的中国封建王朝来，对于人的价值、人格的尊严，获得更鲜明、更具体的观念；所谓“人”字大写。而在地球的比较古老的那一端，还是信奉着“神”字大写。所以对于《促织》的主人公来说，格里高尔虽然终年奔波，但日子还能凑合着对付过去，虽然不免要看上司的白眼，但决不至三天五日，就得上堂去见官挨打那种可以有口饭吃，不必叩头求饶的生活，对于成名，一定是可羡慕极了，求之而不得呢。然而格里高尔却强烈感到，他过的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非人的生活”。因此，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没有充分觉醒的人对于人的“异化”，就只可能显现出一种朦胧的认识，或者说，这“异化”的自我感觉还只能处于一种不发达状态的“征兆”。这就决定了《促织》和《变形记》，在处理相类似的主题时，艺术表现手法上只能大致相应，而不可能达到彼此相同或者相等。
总之，人的“异化”，这一需要特殊表现手法、在文学史上出现得比较晚的文学主题，前人隐约接触到了，后人强烈地表现出来了(因此通过比较，那一现代作品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古典作品的理解)。这其间的差异，当然不是属于艺术才华的，而应当看到，是属于历史性的。
(选自《读书》1982年第11期，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