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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郭沫若的诗
楼栖
童年时代，诗人就不断受到诗的熏陶。他的童年生活，也充满着诗情画意。诗人是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长大的。诗人的故乡是在峨眉山下的大渡河边，山清水秀，风景优美。河中处处是绿洲。大渡河水流湍急，夏天河水泛滥，奔腾咆哮；冬天河水落了，清明秀丽，风景比江南还美。这些诗情画意的自然环境，是诗人童年时代的摇篮。更重要的是，农村的社会生活，给诗人的智慧以不断的启发。农民耕耘时唱的秧歌，船家和纤夫行船时的歌唱，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的芦笛，都曾引起诗人的无限神往。而乡村“棒客”远出“抢劫”的豪侠义气，挖煤工人的脸色苍白和浑身墨黑，都曾不断启发诗人童稚的心灵，使他深深思索。
诗人十二三岁时，时代的潮流激荡到了他的故乡，家塾教育开始变革。十三岁以后，诗人进了新式学校。中学时代，他对束缚思想的教育制度感到十分不满，并且进行反抗。在学生运动中，他是活跃人物。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感到十分苦闷。在富国强兵的思想教育下，他怀着伟大的抱负，想学好本领，报效国家。1914年春天，诗人到了日本东京，首先接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他的英文诗里陶醉了两三年。后来学好了德文，开始和海涅初期的诗篇打交道。以后还接近过雪莱。“五四运动”那年，他读了惠特曼的《草叶集》。据诗人自己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上半年，他卷起了诗创作的狂潮，几乎每天都写诗，陆续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上。这是他的“诗的创作爆发期”。他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就是这一时期创作的收获。1919年暑期，他开始翻译歌德的《浮士德》，从此他又接受了歌德的影响。
留学日本期间，诗人不仅接近了外国的著名诗人，大大扩展了诗的视野；而且由于切身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也从事了抗日运动的实际斗争。诗人这样说过：“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由于“五四运动”狂涛的冲激，留学日本福冈的同学组织过“夏社”，开展抗日运动，油印刊物。诗人是其中的主要人物。这一时期的思想活动和社会活动，是促使诗人后来成为文学家、革命家和思想家的开端。
诗人学医的目的，原想学好本领，“报国济民”，这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萌芽。后来由于时代潮流的激荡和外国著名诗人的影响，加上两耳重听，不能掌握听诊器，结果放弃学医，从事写诗。1918年，他开始了文学组织活动，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筹办“创造社”，准备出版纯文艺刊物。“创造社”于1921年7月正式成立，1922年5月出版《创造季刊》。后来还出版过《创造周报》和《洪水》等。这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他说：“搞文学是想鼓动起热情来改革社会。这改革社会的要求，在初自然是不分质的，只是朦胧地反对旧社会，想建立一个新社会。那新社会是怎样的，该怎样来建立，都很朦胧。”
这段话对于理解诗人的思想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对现实社会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改革。后来，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惊醒了诗人，使他对新社会的建立开始探索与追求。用文学的武器“鼓动起热情来改革社会”，正是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实践。而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又是和朦胧的社会主义理想联系在一起的。
诗人自己说过：“……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暴风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浑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我的作诗的经过》)《凤凰涅槃》《天狗》《心灯》《炉中煤》《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和《匪徒颂》等等，都分明受了惠特曼的影响。例如《天狗》:“我是一条天狗呀！”不仅“把月来吞了”，“把日来吞了”，而且“把一切的星球”，“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这是个性的春雷，生命的闪电，诗人在“天狗”的形象中充分表现了个性解放的狂热。这种想吞掉一切星球和宇宙的英雄气概，充分表现出诗人要破坏一切因袭传统、毁灭整个丑恶世界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在《匪徒颂》中表现得更为具体。诗人热烈歌颂“一切政治革命的匪徒们”“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一切宗教革命的匪徒们”“一切学说革命的匪徒们”“一切文艺革命的匪徒们”以及“一切教育革命的匪徒们”，并且对他们三呼“万岁！”。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对“鼓动”阶级斗争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作了热烈的歌颂。
在《巨炮之教训》中，诗人把托尔斯泰和列宁作了一次比较。他虽然也同情托尔斯泰，但却更倾向于列宁，拥护列宁的以阶级斗争来实现最高理想的革命主张。同时，对日本、美国出兵西伯利亚表示了抗议：“你们往日的冤家，却又闯进了你们的门庭大肆屠刳，可怜你们西伯利亚的同胞，于今正血流漂杵。……”并且特别讽刺了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们就好像一群疯了的狗儿，垂着涎，张着嘴，到处逢人乱咬！”诗人坚决地站在苏联这边：
“同胞！同胞！同胞！”
列宁先生却只在一旁喊叫，
“为阶级消灭而战哟！
为民族解放而战哟！
为社会改造而战哟！
至高的理想只在农劳！
最终的胜利总在吾曹！
同胞！同胞！同胞！……”
诗人不仅热烈歌颂一切旧势力的反叛者，而且以盈眶的热泪来颂扬为革命而牺牲的爱国志士。《胜利的死》热烈歌颂了爱尔兰独立军领袖、新芬党员马克司威尼。这位爱国志士给英国政府逮捕幽囚后，终于绝食而死。诗人以“数日间热泪的结晶体”来歌颂他：“自由的战士，马克司威尼，你表示出我们人类意志的权威如此伟大！”歌颂他的死是“悲壮的死哟！金光灿烂的死哟！凯旋同等的死哟！胜利的死哟！”，并且愤怒地控诉了那“猛兽一样的杀人政府哟！”“冷酷如铁的英人们呀！”。诗行中充分表现出诗人反抗统治压迫的坚决意志，追求自由幸福的崇高理想。实际上他是在歌颂一切革命先烈的“胜利的死”:“‘自由’从此不死了！”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对资产阶级革命家虽然也作了热烈的歌颂，但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歌颂却表现出更充沛的热情。这和“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是完全合拍的。
(节选自《论郭沫若的诗》，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
